6月5日是第35个世界环境日，国家环保总局于4日首次对外发布《中国生态保护》报告，全面介绍中国生态保护情况。这份报告承认，中国生态保护还面临不少的问题：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生态环境压力大，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单位GDP能耗、物耗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不完善；生态保护投入不足，资金投入少、投入渠道单一，生态治理工程效益有待继续提高；生态保护的科技及信息支撑薄弱，生态保护科研力量有限，难以为管理提供良好的支撑作用。

　　5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系统介绍了过去10年间中国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同时指出，中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这是一个醒世恒言。各地频繁发生的沙尘暴、河流断流、土壤污染等等，已经让每个人亲身感受到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

　　应当说，生态环境的恶化，部分是必然且必要的。人类的活动，尤其是现代工业活动，必然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但是，工业化又是人类追求物质福利所无法避免的。问题仅仅在于，一个社会所选择的工业化模式及整个社会发展模式是否足够明智，能够把生态环境恶化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从而保持发展的平衡。

　　不能不承认，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所选择的工业化道路是不平衡的。作为后发国家，国人为了实现赶超，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为此，政府建立了计划经济，利用国家权力集中资源，试图实现一种超常规的强制性增长。这种增长只能通过资源的密集投入来换取。为此形成了一整套激励机制，比如，政府权力控制各种资源，长期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抑制在较低水平。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投资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整个经济的能源、资源的消耗水平普遍较高，从而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导致很多地区生态状态急剧恶化，环境严重污染，民众的福利因而受到影响。

　　可以说，导致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的，并不单纯是个别企业主的贪婪，或者是民众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是制度设计存在偏差，诱导人们普遍采取了有意无意地损害生态环境以获得经济收益的行为方式。

　　这其中，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来自政府的行为方式。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以本地GDP增长率为最重要的政绩目标，为此，不惜透支式地利用本地资源和环境。比如，个别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随意放宽环保标准，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让土地等等。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利益也破坏性地利用一切公共性资源，比如在河流上游大肆兴建化工产业而根本不顾及到对下游的影响。一个完全围绕着本地经济增长打转的地方政府，当然无暇顾及生态环境，而且，如果牺牲生态环境可以换来GDP增长，那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生态环境。

　　因此，缓解环境压力、恢复生态平衡，首先需要让各级政府转变行为方式。中央早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此，也试图调整政绩考核办法。比如，《中国生态保护》报告提出，制定和完善生态保护经济政策，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损失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探索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机制。国家统计局一个下属部门近日则提出：对于国家列入禁止开发的生态区，应不以GDP为衡量标准，允许这样的地区GDP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对优先开发地区，也不能光看GDP，而要考核其人均收入增长。

　　但是，近两年来的事实表明，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具有强大的惯性。人们不能不深入思考，怎样才能重建对政府官员的约束 激励机制，诱导各级政府转变行为方式，缓解经济增长对生态的巨大压力。

　　也许，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这些年来我们在现代化中赋予经济增长的权重很可能太高了，让它压倒了除此之外的一切价值。正是这种单向度的现代化构想，促使政府把推动经济增长理解为其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职能。为了履行这一职能，完全忽视、有时甚至故意拒绝履行其他职能，而整个社会也成为一个单纯的经济性组织，几乎所有人、所有机构都成为“经济人”。这种状况是反常的。由于经济增长的压倒性力量而陷入困境或出现危机的，并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环境，还包括社会的精神、道德、文化、思想等领域的生态与环境。

　　我们能否阻止自然与人文生态继续恶化，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恐怕更需要转变思考社会、政府的方式，以一种更为平衡的视角看待社会这个生态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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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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